文/王鵬程
暑期學校從預告到正式開學，陜西省教育廳與各地教育部門均非常重視，各地選派人員到西北大學聽講，當時的報紙對各地學員到省聽講進行了跟蹤報道。開學后，西安連續(xù)降雨兩天，但“聽講員不畏泥濘，來者甚為踴躍”，“到者每日不下四百余人”。可惜的是，由于師生語言溝通障礙，又無講義可供學習，未過幾日，聽講人數(shù)銳減。到7月28日，聽講學員不到二百，不及開學時一半，且“大半皆身著制服，暑期未歸之學生、外縣來者多已不知何處去矣。間亦有一二留心聽講者殆亦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
還有一個原因，暑期學校的費用和住宿也是一個大問題。暑期學�！瓣兡详儽甭愤h者，來往旅費以一人一百五十元計算，由各縣署籌給。以學校宿舍不能容納，所以來西安之后，多住客棧中。如渭北各縣的聽講者，住長樂商場之泰來棧及南大街之鴻升棧等處”。至于旅費和住宿費用，縣署能否按時兌現(xiàn)，也是一個問題。如果需要學員自行承擔，難免有人不堪經(jīng)濟壓力�？偠灾�，可能因為聽不懂講演，費用也是不小的負擔，再加上暑�？煲Y束時，部分講師課程結束已經(jīng)離開，所以聽講者就更是寥寥了�！缎虑厝請蟆�8月8日題為《暑期學校日就蕭條》的報道說：
暑期學校連日除少數(shù)講師離陜外，各縣學員亦有紛紛出省者，故報名簿上所書之七百余名聽講員，而每次出席者僅數(shù)十人，此外如下午之課堂鐘點亦減去大半，且有數(shù)日無堂者，狀頗蕭條云。
8月20日暑期學校張榜公布了獲得證書的人數(shù)。當時規(guī)定：“只要出席過半者，均可領取證書。（《旭報》說出席三分之一，僅十次報到即榜上有名）報名者七百余人，最后公布可領證書者三百零九人。記者認為這數(shù)字也有很大水分。”頒發(fā)證書以簽到簿為準，“其實此簿極不可靠，以記者目睹有一人代簽數(shù)人者，有數(shù)日未到而一次總簽者，又有將明后日之到字預簽者”。由此推斷，真正聽講過半的人數(shù)遠低于三百零九人。
在西北大學和陜西省教育廳籌辦暑期學校的時候，曾留學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教育家朱斌魁，即在《教育匯刊》（南京）1924年第二卷第二期發(fā)表了《辦大學暑期學校之緊要幾點》一文，此文是他與哥倫比亞大學暑校主任、霍普金斯大學暑校主任通函討論的要點。其中第一條，即指出應按照“暑校學員之需要而設學程”，“此實為辦暑校之第一步”，“因來學者之性質(zhì)及多寡而設相當學程。否則學程非不切要，即犯太深或太淺之弊，二者均非暑校成功之兆”。西北大學暑期學校在這一方面顯然考慮不周。第二條，“暑校之程度應提高與大學程度相等”。就開講課題而言，在這點上西北大學暑期學�；痉弦蟆５谌龡l，“暑校經(jīng)費應量入為出”。從財政預算上看，西北大學暑期學校因督軍與省長劉鎮(zhèn)華全力支持，經(jīng)費充足。所疑者為聽課學員的餐旅費及住宿費用不知是由暑校還是由個人承擔，從學員中途紛紛離開的情況分析，個人承擔的可能性很大。第四條，“早印暑校一覽分散各方”。這點西北大學暑校只做了一半工作，早期預告可謂到位，但沒有印發(fā)講義成為一大失誤（這其中可能也有魯迅等人講題到陜之后才確定的原因）。第五條，“增進暑校學生之娛樂機會”。西北大學暑校開始時并沒有計劃，后來在學員的要求下才臨時設置娛樂活動，也可謂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對照朱斌魁的文章來看，西北大學暑期學校的教學安排及實施效果整體上是比較“失敗”的。
暑期學校的籌劃主辦者傅銅也“自認其失敗”�！缎駡蟆�1924年8月6日題為《暑期學校失敗果真官廳之咎歟》的報道中云：“昨晤政界某要人，談話略謂此次暑期學校毫無成績，即當局者亦難自諱，且傅佩青氏亦自認其失敗也，但傅氏謂此次失敗原因系受官廳之影響，擬來年再辦一次決不與官廳合作云。”
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論，暑期班整體上的乏善可陳并不能掩蓋魯迅講演的亮點。從當年聽過魯迅講演的學員回憶來看，魯迅授課是比較成功的。陳漱渝說：“魯迅此次赴陜自有其文化意義；雖然創(chuàng)作《楊貴妃》的計劃因此幻滅，但卻在《說胡須》《看鏡有感》等雜文中留下了此行的珍貴記錄，特別是催生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這一深入淺出的著作，更是為學術普及提供了范本。然而從當時的教學情況來看，對這次活動的成效的確不能高估�！彼M而以《新秦日報》1924年7月30日刊登的報道為證：“暑期學校自開辦后即有多數(shù)學員于學校大抱不滿，蓋聽講員大都系在小學教育界服務者，而其講演則與小學教育毫無關系，結果不過為個人增添若干零碎知識而已。此時又因無講義致不懂講師語言者多莫名所謂，無法出席，故開講之第二日即有人在黑板上大書‘既無講義又無成書，言之諄諄，聽者茫茫，師生交困，恐無好果’之語，其感于困難者可想而知，昨日全體聽講員已忍無可忍遂公推某君上講臺向眾發(fā)表意見。”
應該說，陳漱渝所言的“對這次活動的成效的確不能高估”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暑期學校的“失敗”不能等同于魯迅講演的“失敗”。這里面固然不乏后來聽講學員因主觀因素“拔高”魯迅，但魯迅擅長講演和授課有方也是不爭的事實，王魯彥、荊有麟、許廣平等在北京聽過魯迅授課的學生，以及劉安國、李級仁、謝邁遷、李瘦枝等在西安暑期學校聽過魯迅講演的學員的回憶，都可以證明魯迅講演是比較成功的。
（未完待續(xù)）
編輯：曉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