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鵬程

孫伏園說：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jīng)。說到陜西，人們就會聯(lián)想到圣人偷經(jīng)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圣人去偷經(jīng)，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jīng)吧。臥龍寺房屋甚為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nèi)閑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后，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為先世宦游西安，所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褂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紐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著破鞋，但是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的胡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 —— 這時候內(nèi)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的從門帷縫里噴將出來，越發(fā)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吧？”他連連地回答說，“也不過以子代仆，以子代仆！”桌上攤著些字片畫片，據(jù)他說是方丈托他補描寫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里多年，熟悉寺內(nèi)的一切傳授系統(tǒng)，即與定慧方丈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處參觀。藏經(jīng)共有五柜，當初制柜是全帶抽屜的，制就以后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tǒng)統(tǒng)去掉，但去掉以后又只能放滿三柜，所以兩柜至今空著。柜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紋雖然清晰，但這五個柜確是經(jīng)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數(shù)個戲班作寓，藏經(jīng)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間，某年循舊例于六月六日曬經(jīng)，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內(nèi)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半干不濕，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著的。但經(jīng)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zhì)甚好，雖經(jīng)雨打，晾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卻從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jīng)，其實只是宋版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并將南藏殘本，鄭重地交我閱著，知紙質(zhì)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圣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陜，考查盜經(jīng)情節(jié)，與報載微有不同。報載追回地點云在潼關(guān)，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尚未運出西安，即被陜?nèi)丝哿�。但陜�(nèi)酥�以家藏古玩請圣人品評者，圣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為數(shù)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圣人行檢，圣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圣人到陜，正在冬季，招待者問圣人說，“如缺少什么衣服，可由這邊備辦”。圣人就援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nèi)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云。陜?nèi)酥�反對偷�?jīng)最烈者，為李宜之、楊叔吉二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xiàn)任水利局長；楊治醫(yī)學，留日學生，現(xiàn)任軍醫(yī)院軍醫(yī)。二人性情均極和順，言談舉止，沉靜而又委婉，可為陜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于圣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圣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康有為當年在西安所為，的確“太令人不堪”。如李儀祉所言康氏“再三欲以二萬四千金，售之西北大學”，實在過分。但孫伏園所云的“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nèi)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云”明顯夸大。查考文獻，康有為在西安期間，“帶回狐皮四件，分與各人”，因數(shù)量不夠，答應(yīng)家人“在陜補購”。更荒唐的是，他竟在終南山買地。他在致梁夫人的家書中說：“頃在終南山買得一地，為中龍第一，已往探土�！薄爸旋垺睘榭拜浖倚g(shù)語，康有為指的是終南山主峰。不知道他在此購地何用，莫不是曾想身后埋骨于此“天下第一福地”？

正所謂“禍兮福所倚”，康有為“盜經(jīng)”事件倒也產(chǎn)生了意想不到的積極效應(yīng)，那就是引起了國內(nèi)學界對《磧砂藏經(jīng)》的重視。1931年，國民黨監(jiān)察院委員朱子橋與上海佛教界人士葉恭綽、蔣維喬等人發(fā)起“影印宋版藏經(jīng)委員會”，影印《磧砂藏經(jīng)》計五百九十三冊，凡五百部，成為當時佛教界的盛事。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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