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廖偉棠是一個“說不清楚”的人——

他是大陸人，生長在廣東，曾經在珠海工作；他是香港人，22歲時因為港人內地子弟的新移民政策移民香港。

他是叛逆少年、城市的閑逛者，少年時留長發(fā)玩音樂搞文學，一心要從家庭獨立，后來寫詩拍照走遍天下，沒有一處是故鄉(xiāng)；他是良夫慈父，陪妻子讀書在北京一住就是五年，為了照顧孩子定居香港，每天接送、陪伴嬉戲。

他是波西米亞的吟游詩人，詩句中充盈著浪漫的歐洲氣質；他是堅定的漢語復興主義者，努力探索漢語被遺忘的潛力，在外國出詩集也要堅持中英對照的印刷方式。

他是性情而固執(zhí)的人，為了堅持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惜和朋友絕交，無法忍受謊言，立場絕不妥協(xié)，因此在社交平臺上總是呈現(xiàn)出一種激烈的狀態(tài)；他是溫和又友善的人，見過他的人都覺得他隨和、實在、超nice，對待朋友真誠不做作。

他經常被人罵作港獨，認為他出身大陸卻不為大陸說話；他卻一直從身邊做起，讓陸港兩邊的人們都去了解一個真實的對方，促進兩地友好的民間交流。

然而這一切在他自己看來又是完全說得清楚的——

他說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國族的劃分對他而言本來就特別可笑。而自己的性格也不喜歡以任何一個地方為家，故鄉(xiāng)感比很多人都淡薄。

他說自己是摩羯座，責任感強，算是漂泊的人中比較顧家的。廣東有句話叫“有多久風流，你就得吃多少苦”，自己做的這一切值得。

他說一個健全的文化和強大的文化有自己的調整能力，中華文化要有各種聲音、各種代表，只是一味地回去，這個文化就要滅亡了。真正的中國是內化的，要深入到血脈中去，有必要讓不懂漢語的人去感受這種最質感的聲音之美、字形之美。

他說自己如果跟一個人爭吵，是因為把他當朋友，看重他。自己的激烈是被公眾平臺放大了、被文字選擇性呈現(xiàn)了，現(xiàn)實里并沒有那么直觀。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有責任讓大家的視野變得更清晰，有責任促進溝通。

他說陸港矛盾就是因為永遠都是雙方人民里最粗劣的一部分被看到了，彼此永遠只看到對方的缺點，媒體也樂于放大這個缺點，其實雙方都不真正了解對方。沒有哪一邊要搞獨立，而是每個人都應該獨立起來。

這就是廖偉棠，一個永遠只做自己的人。就算創(chuàng)作也一樣：人人都拍美圖的數(shù)碼時代，他手里的相機還是膠片的，極少使用三腳架、有意拍攝顫抖的影像，模糊的影像，因為這是他對攝影藝術的理解；詩歌回暖的時代，他不看重大眾、不俯就大眾，絕不為了獲取大眾而改變自己的詩歌，即使自己曾經的風格受到歡迎，他也繼續(xù)實驗、變化，不定型自己，不追求文學史意義，因為這是他對詩歌文學的理解。

（采寫：徐鵬遠）

廖偉棠，1975年出生于廣東新興，后移居香港。作家，現(xiàn)代派詩人、攝影師，自由撰稿人。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詩組及散文組冠軍，香港中文文學獎散文組冠軍，詩組及小說組季軍；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詩組首獎，聯(lián)合報文學獎詩組大獎；聯(lián)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及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有多久風流，就得吃多少苦”：我是漂泊的人中比較顧家的

鳳凰文化：很多資料都說過您并不把香港作為自己的家。但當初還是費了很大勁、折騰了很久才申請入港，所以移民香港的決定就完完全全是為了家人的團聚？

廖偉棠：其實剛剛相反，就剛才形容的狀態(tài)，首先我的申請是我小時候大概七八歲，家里人就替我申請，因為我爸在香港。

鳳凰文化：不是您自己去申請的？

廖偉棠：對，我小時候，大概七八歲的時候就給我申請，一直沒有批準，據(jù)說當時要批準的話都得送錢什么的，我們也再沒有去問這件事兒，然后就忘了這事了。后來一直到了1997年，已經過去十多年了，當時我已經二十一二歲了，突然通知說批了，而且因為我申請?zhí)�久了，所以我成了被批準的人里面的第一號，就是所謂的001。就是很偶然地得到了這個身份，且我們全家人都忘記了我們申請過，當時還蠻猶豫的，因為在大陸已經工作一年了，在電視臺里，來香港也沒有什么把握。當然我爸爸他們還挺希望我來的，因為他們年紀也蠻大了，就希望我過來。那就為了他們過來吧。

您說以香港為家這種想法，我這個人性格就不喜歡以任何一個地方為家，包括我的故鄉(xiāng)感其實比很多人都淡薄，我也沒有很強烈的同鄉(xiāng)意識。我剛來香港的時候，的確是像一個過客一樣的，慢慢的有一些事情發(fā)生，令我對香港的認同感多了很多。尤其是2000年以后，有很多保育運動，比如反WTO還有保留一些碼頭什么的社會運動，我參與進去的過程中的確多了很多認同感。

另外一個是對香港文學的接觸，尤其有幾個我特別喜歡的香港作家，像西西、董啟章還有蔡炎培，包括比我先來的一些人，他們比我更理解香港和香港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你會慢慢地發(fā)現(xiàn)香港是很可愛的，而且香港有一些在傳媒和政府宣傳以外的部分——草根的香港，相當可愛的，慢慢地我對香港那種家的認同感大了很多。

到了這兩年小孩出生以后，我離開香港的時間就少了，更多的時間待在香港，走不開，其實挺無奈的。以前我每個月會飛兩次，因為我也是攝影師，會為雜志拍照，我住在機場旁邊就為了坐飛機方便，現(xiàn)在這兩年就少了。

鳳凰文化：您剛剛說當時來香港是家人幫忙申請、父親希望過來，然后您就決定過來了；現(xiàn)在放棄了頻繁的飛行是為了孩子，要安定一些。

廖偉棠：身不由己一點。

鳳凰文化：都是為了家庭。您是一個很重視家庭的人嗎？您總說理想當中是那種閑逛式的自由生活，這好像跟家庭有一點沖突？

廖偉棠：對，其實我是屬于漂泊的人里面比較顧家的�？赡芨�我的星座有關系，我是摩羯座，摩羯座都比較顧家，而且責任感比較強一點。但是經常我會一有機會就出去，好像過去幾年我每年都去一趟西藏，都去給自己一個呼吸自由空氣的感覺，去到西藏就感覺去到另外一個星球，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樣了。

鳳凰文化：既然這么向往自由、流浪的生活，為什么還要選擇建立家庭？在您的構想當中，家庭是什么樣的，您是不是也渴望這種家庭的生活、親情的關系，并寧愿為此犧牲掉一部分個人所追求的自由？

廖偉棠：我覺得是階段性的。因為我在結婚之前，或者說在我有小孩之前，我起碼玩了有20年，到處走，最長時間就是去北京待了五年，這五年我也滿中國跑，當然從北京回到香港以后我就滿世界跑，到處去。我覺得一個人玩了這么多時間，應該回來承擔一些責任了，廣東話有句話叫“有多久風流，你就得吃多少苦”，我覺得這個是應該的、也值了。但是我也希望比如說我的小孩，像我一樣非常獨立，十幾歲能夠離開家庭——我就是十幾歲開始不依賴家庭生活——這樣的話我就又可以再玩十來年。不過現(xiàn)在被綁在家里，也有別的好處，就是出版的書也都可以讀一下了，現(xiàn)在我基本上每天用在讀書上的時間就有點像我用在旅行上的時間。

鳳凰文化：那您現(xiàn)在主要的精力是放在什么上？就大眾而言，好像您現(xiàn)在的專欄、評論讓大家熟知的機會要比詩大得多。

廖偉棠：這也是因為小孩出生以后，我答應寫的專欄多了，不僅是為了賺奶粉錢，也是因為我留在家里又不能去拍照，那就只能寫，看了書、看了電影就寫，寫的專欄多。以前寫過時評，后來覺得那個玩意兒太傷害自己的筆了，還是不寫罷了，而且每次都會引起很多無謂的爭吵，立場還是比較尖銳的。而且我的身份，你知道香港作家的身份好像是個原罪一樣，一談論什么，馬上就會有人說你是香港人。

詩其實我一直都是保持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產量，而且我是很固定地在臺灣出版我的詩集，因為臺灣的閱讀氛圍特別好，出版社也比較有承擔，雖然出詩集肯定是不能賺錢的，但是也不像某些人認為是票房毒藥，比如說我的詩集肯定是不會虧的，賣幾千本沒問題，但是想賣幾萬本是不可能的，我自己都覺得是瘋了的事情。我會在網(wǎng)上發(fā)表，在我自己的微博、微信第一時間就發(fā)表了。我基本上不會在官方刊物發(fā)表，除非是好朋友主稿，我就給朋友面子，因為首先我不喜歡官方刊物那種純樸的官僚氣勢，另外一個我也不喜歡被審查。比如說我給你十首詩，你要發(fā)就都發(fā)了，你要不發(fā)，那你不能改我的或者刪我的句子，文章我還可以通融，詩沒有辦法，這是我畢生的事業(yè)，我會用一輩子去做的事情，我不能有一點被別人干預的東西。但是現(xiàn)在大陸有一些民間的刊物我還是支持的，他們要稿我肯定給，好多都沒有稿費的，但我一定會支持。

鳳凰文化：我總看您的微博、朋友圈，您現(xiàn)在一天的時間除了讀書、寫字，剩下的時間就是照料孩子或者陪他玩耍。您作為一個70后，并不是那種中國傳統(tǒng)式的父親對于兒子的態(tài)度，但是您也不像比您再小一點的80后做父親，您在中間好像是既帶有一點傳統(tǒng)的，同時又跟孩子做朋友的這種，您會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相伴的時光。我不知道這個跟您本人和您父親在成長過程中的相處模式有沒有關系？另外您剛剛說到十幾歲的時候，您就不太依靠家里了，那個時期正好是青春期開始，一個人開始獨立的時間段。我不知道那個時間段，您寫詩或者別的表達方式，因為您也玩過音樂，以前的照片留過長發(fā)，算是一個很叛逆的少年嗎？還是說盡管追求獨立、不依靠家庭，但是跟家人的關系還是非常和諧的？

廖偉棠：和諧肯定說不上，在我20歲之前吧，15歲到22、23歲之間，這是我最反叛的時候，那時候一心就想當個藝術家，結交的朋友就是三六九流的朋友，不但是藝術圈的，甚至一些混混都有。而且我大概從17歲開始就開始給雜志寫稿了，我最早的作品就是17歲寫的，發(fā)表詩、散文、小說，還去參加一些文學比賽，就是想盡量讓自己在經濟上獨立，不用依賴家人。

但是像我父母很不一樣，我父親本身就是一個浪子的人物，他原來做過水手，一年才回來一兩次，最多兩三次。我小時候母親跟我一起生活在農村，母親給我的教育非常好，我覺得她很不一樣，她雖然是農村婦女，但從來不打罵我，而且對我的一些奇思妙想都給予支持。比如我想搞個花園，她就真的幫我把花園搞起來；當時我在農村看到書上有玫瑰花，我說我想種玫瑰花，我媽真的弄到玫瑰花的種子給我種。這種教育我覺得很純樸，沒有什么理論。后來當我長大了當了父親的時候，我就看到一些教育理論很喜歡，比如說德國的華德福教育、意大利蒙臺梭利教育，我覺得我母親當年沒有這些理論，但無意中跟這些教育理論一樣，培養(yǎng)一個小孩子獨立性、培養(yǎng)他跟自然萬物之間的親近，所以我現(xiàn)在給我的孩子教育也是想給予他這些。但在香港很困難，比如說我的孩子上學離家挺遠的，但是那個幼兒園是香港唯一一個蒙臺梭利教育的幼兒園，在那里他不用學寫字、學那些各種填鴨式的東西，只是很快樂地玩，很小的小孩自己做飯做蛋糕，自己當木匠釘?shù)首邮裁吹�。這是我小時候在農村很自然發(fā)生的事兒，但在香港要交一筆錢去做，但是還好，起碼還有選擇，我就讓他去那里學習。

我挺感激我十歲之前在農村生活的那段日子，完全是放羊狀態(tài)，但同時我的外祖父是個老師，他給予了我閱讀的支持。我記得我小時候想買書，他們從來都不勸阻，都會給我錢買書，雖然家境也不是特別好，我剛上小學的時候已經有一個書柜的書了。很多東西都很巧合，后來到了中學也很意外，我讀的那家中學其實是一家二流中學，但圖書館特別好，我記得里面日本文學就有兩百多本，我在高一的時候已經讀到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后來讀了卡夫卡、克爾凱郭爾、尼采，所以我的閱讀習慣、閱讀品位，那時候就培養(yǎng)起來了。

既是公民又是知識分子，加起來就是公共知識分子

鳳凰文化：您算是一個激烈的人嗎？您的文章也好，詩某種程度上也有，更多是像微博這種公共的自媒體平臺上的發(fā)言，從來不缺少態(tài)度和觀點的自我表達，也經�？梢钥吹侥�和一些具體的人針鋒相對地論爭乃至爭吵。您一定要強調某種正確或者說一定要把自己的觀點堅持到底嗎？

廖偉棠：對，有的時候我比較固執(zhí)。我屬于比較性情的人，不會顧慮太多，說出自己想法的時候，有時候朋友絕交都在所不辭。而且其實我如果跟一個人爭吵，還是因為把他當朋友，還是比較看重他，所以他的某些觀點令我失望或者什么。公眾平臺有時候把人的某一面放大了，無論是我或者跟我爭吵的人。其實有時候回到現(xiàn)實并不是那么直觀，就像很多人見到我以后，都會覺得跟在微博上看到的那個我不一樣，會覺得我挺隨和的挺nice的。還有人看到我的詩覺得見到我會失望，詩那么凄美，怎么人還挺實在的，我就跟他說這個很復雜的，而且你去閱讀我的時候，你是選擇你想見到的“我”，其實在我的文字里面已經包含了很多個“我”，只不過你只看到那一個而已。

另外涉及到歷史、政治，因為自己也曾經是被蒙蔽過的人，所以現(xiàn)在在一個稍微開放的視野去看世界的時候，當然看到一些人還在糊弄人就會無法接受。我最受不了就是謊言，不是立場，因為立場大家可以并存，但是你如果還想再去洗腦別人，這是我最反感的，而且尤其我覺得知識分子的責任首先不說啟蒙，起碼應該讓大家的視野變得更清晰，另外應該致力于溝通，而不是致力于兩個文化之間的隔絕。就像陸港矛盾的時候，有的知識分子就是唯恐天下不亂，力求把兩個對立起來，而有的知識分子是力求溝通、力求呈現(xiàn)不同的聲音。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所謂的撕逼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回到文學上，我還是蠻嚴肅的，因為畢竟也是自己從事了差不多20年的事情，也想了很多。而且我很不喜歡現(xiàn)在對待文學有一種嬉皮笑臉的態(tài)度，覺得一切都是可以解構的，當然這種解構當你面對一種政治話語的時候是蠻有效的，但當你把這種解構泛化到生活的每個方面時，你就覺得任何東西都不值得重視，任何東西都不值得珍惜。

鳳凰文化：就是陷入一種虛無。

廖偉棠：對，這種虛無很可怕，比對抗還可怕。

鳳凰文化：回到公共平臺的問題。我不知道香港這邊大家用Facebook的情況，至少在大陸用微博這些年，大家的態(tài)度已經發(fā)生了變化。太多的人，即便不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或者以知識生產作為職業(yè)的人，也都在表達態(tài)度，這個時代充斥著觀點，大家開始慢慢變得厭煩了，甚至慢慢開始懷疑了，這個跟剛開始好像不一樣了。

廖偉棠：誰都想不到微博會成為這么一個一點意見就會很快發(fā)酵成一個公眾漩渦一樣的地方，一開始公知還算一個正面的事情，后來物極必反。但是罵公知我覺得不是完全自發(fā)的，背后肯定有一定的引導。我至今也不忌諱公知這個名詞，即便它被污名化了，你可以這樣區(qū)分——公共知識分子和公知是不一樣的，公知已經被污名化了，但我們還要不要做公共知識分子呢？我覺得這是知識分子的一個責任，尤其在20世紀以后，作為知識分子必須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因為現(xiàn)在不是一個可以躲在校園里面談學術的時代，每一個人都是公民，而你既是公民又是知識分子，加起來就是公共知識分子。

后來大家轉向微信，其實微信蠻無聊的，我比較不玩微信，至今我的微信朋友也不是特別多，因為大家都是同聲同氣的人，你得不到一種真正的激蕩。那種思想激蕩不一定說非要吵架，有時候你需要聽聽不同的聲音時，微信圈里面就比較少了。

鳳凰文化：而且朋友圈好像是一個后花園，微博則好像是一個廣場，大家不是特別喜歡在朋友圈里表達微博那種東西，而更喜歡生活化的展示。

廖偉棠：對，像今年下半年開始，我好幾次都看到有朋友在微博上說還是回到微博說話有意思，尤其一些大的社會議題出現(xiàn)時，你會發(fā)現(xiàn)能在微博形成一種討論和共識。微信畢竟是有限的，而且那種互動是隱蔽式的，只能看到共同朋友的留言，這點我覺得挺不好的，挺自我保護的。所以我現(xiàn)在花在微博上的時間還蠻多的，也挺喜歡這種氛圍，我也不忌諱跟人吵，有時候吵就吵吧，沒關系。另外這一兩年來其實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發(fā)言的空間的確是少了，而且大家也很謹慎了，當然這種謹慎也未嘗不好，大家都深思熟慮一點，可是肯定也有自我審查的意味在里面。

鳳凰文化：就是您還是會覺得這種觀點或者說姿態(tài)的一種充斥不是一件壞事？

廖偉棠：我覺得不是壞事，生命越喧囂越好。

鳳凰文化：因為其中有一部分人未必是完全出于自我思考的自然發(fā)言，有的可能就是要表明某種立場、展現(xiàn)某種姿態(tài)，借此可能會獲得大家的歡迎，實際上變成了某種投機。

廖偉棠：對，這個也是我特別留意到的，而且這個在中國特別矛盾，這其實取決于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民眾的期許是什么樣的，你是認為民智未開呢，還是認為有一些醒來了。當然老實說民智未開的人應該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這時候也會盲目地追捧某一種立場，盲目地攻擊跟自己相反的觀點。我每天都能碰到一堆人上來罵，有禮貌、有理有據(jù)去說點事情，這些人也像僵尸一樣一窩蜂的罵，罵得我都灰心了，對這個民族也失望了。但我會去看那些正常互動的人，我覺得這些人雖然占了少部分，卻是將來建設中國的一個中堅力量，我對他們還是比較樂觀的�？赡苡行┤藢�來思維也是會改變的，有的人被迫妥協(xié)等等，但畢竟這些人存在，而不是完全沒有�？傊�有這么一個亂七八糟的平臺，總比以前沒有這個平臺要好。

鳳凰文化：所以您對知識分子的定位和期許，包括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系，還是比較傳統(tǒng)的觀點？

廖偉棠：你說傳統(tǒng)應該說是一種西方傳統(tǒng)或者說更早期的儒家。更早期的儒家是強調入世的，很強調與民共生，可以這么說，我覺得孟子是中國最早有先進思想的一個人。當然西方傳統(tǒng)里面，其實左右派的觀點我沒有接納，我原來是很親近西方左派的，不過慢慢地我的立場更唯物主義。但是我覺得蘇珊·桑塔格是一個標桿一樣的人，知識分子在很多事情上面可以向她參考，就是不忌諱發(fā)言、不忌諱反對過去的自己，我很欣賞這樣的做派。

現(xiàn)在的中國我覺得其實是一團糟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應該更重大。我們在港臺相對而言發(fā)言的自由度大一些，既然有這個自由度，我們就應該更大膽地利用這個自由度去說一些話，而不是說因為人在港臺，就有一種被“招安”的資本。既然享受自由，就更應該為自由付出多一些的東西，能做多少做多少，直到做不了為止。

出生在數(shù)碼時代的人所認識的黑夜不一樣了

鳳凰文化：除了這種觀點、姿態(tài)，因為您玩攝影，所以我想說這個時代還有一個泛濫的東西，就是影像。因為我們現(xiàn)在進入了影像時代，攝影器材變得越來越普及，數(shù)碼化讓技術變得越來越簡單，越來越多簡便的修圖軟件，所以導致這個時代一方面攝影似乎成了人人都在干的一件事情，甚至喧賓奪主了；另外一方面美圖越來越多，但傳達出來的審美似乎越來越單一，大家對于美的理解越來越狹窄了，比如大家都追求大光圈淺景深高飽和。您作為一個玩攝影的人，會覺得在這樣一個影像時代，所謂專業(yè)的攝影師專業(yè)在哪里，繼續(xù)存在下去的必要是什么？另外我覺得任何一件事背后都能傳達一些心態(tài)或者說意識層面某種不自覺的東西，包括對于圖片越來越單一化的審美，您覺得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這是不是一種災難？

廖偉棠：我覺得對于一個專業(yè)的攝影師或者攝影家來說，當然可能意識到攝影對于民眾來說更容易了，對于自己來說就更困難了。其實特別像兩百年前攝影術剛發(fā)明的時候，當時對于繪畫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你意識到你畫得再真實、再逼真都比不上一張照片。結果就在這時候，印象派、后印象派、立體派等等誕生了，這是一個典型的轉危為“機”的一個過程。我想在現(xiàn)在這種人人都有手機、有單反的時代，如果要做一個攝影藝術家的話，你終于有機會去想什么是攝影的本質，想更深化攝影的東西。你要改變你的概念，改變你的思維定式，甚至改變你的美學觀念，我覺得這是一個契機，就看現(xiàn)在的攝影藝術家們能不能像當年的畫家們那樣進行一次革命，我想我已經看到有一些人在這么做。

另外采取傳統(tǒng)攝影思維的攝影家，比如說做記實攝影的人，我想他們的難度也更高了，這時候靠的就是你的人文修養(yǎng)、你的耐性。比如說你去做一個題目，你會去花幾年深入一個地區(qū)，像一個人類學家一樣。這是一個普通的民眾做不到的，現(xiàn)在很多玩攝影的人都號稱自己是人文紀實，但是他們所謂的人文紀實就是說拿著一個相機掃街，這樣就是人文紀實，但是這都是一個皮相，你還是要進入到一個群體、一段時空中去，才能夠拿出來。所以這時候對紀實攝影師也是一種考驗。

我自己在紀實攝影和實驗攝影兩方面都有涉獵，這幾年因為沒辦法出去，紀實攝影這方面我就放了很少的力氣進去，只完成了一個項目，就是《尋找倉央嘉措》，去了三次西藏來，但其實我覺得很遺憾，應該起碼出去半年，可惜三次加起來才一個月。在家的時候我會去思考，我在做一些關于攝影本質的攝影，關于攝影的攝影，因為本雅明說“攝影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我就從復制這方面去想，既然它是復制，就應該去強調它的復制性，實際上也是點出攝影的希望。我前兩年參加連州攝影雙年展還有香港攝影雙年展的作品都是這一系列，關于復制的思考。我覺得到了人人都擁有美圖的時候，你可以去思考什么是丑圖？丑圖在哪里？那是不美的圖。那些廢圖是什么？比如森山大道有一本攝影集，我特別喜歡，但不是他著名的攝影集，叫《再見攝影》，里面全是他的廢片，這個在今時今日是不可思議的，因為現(xiàn)在數(shù)碼相機，很多人習慣一拍馬上就回放，回放一看拍得不好就刪掉，但以前膠卷時代，拍得不好的照片也會留下來。其實不好的照片未必就不能呈現(xiàn)一個時代的精神或者你個人的記憶，比如我看小時候的照片，有些拍得很差，但是對于我來說，它像一個刺點觸動了我的記憶，如果是現(xiàn)在，我就沒有這個機會了，因為這張照片已經被刪掉了。所以我覺得這是膠片攝影的一大好處，因為很多時候你要隔一段距離去看，你才知道這張照片是好的。就像現(xiàn)在有一個美國人，他在北京收購很多廢底片，在廢底片中挑出照片來做展覽。很多東西在歷史上留下，并不是取決于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學者的主觀意圖，很多時候是一種偶然性，這種偶然性是我作為藝術家特別關注的。

鳳凰文化：所以您在技術上是一個懷舊派嗎？

廖偉棠：用底片這個你說懷舊也可以，但我覺得現(xiàn)在也都變成前衛(wèi)的了，現(xiàn)在用底片完全是前衛(wèi)的，而不是懷舊的，因為你連沖洗什么都得自己去做。當然我用底片跟那些沙龍攝影是很不一樣的，他們追求那種唯美，比如說我極少使用三腳架，我喜歡那種顫抖的影像，模糊的影像；或者說用底片晚上的時候會很暗，數(shù)碼相機有高感光度，但底片沒有高感光度，你就會拍出一些很黑暗的影像，我拍夜景從來就是拍成黑的，本來夜就是黑的，你為什么要把它拍亮呢？這些其實是技術對我們世界觀的改變，一個出生在數(shù)碼時代的人——比如說我兒子——他認識的黑夜跟我認識的黑夜已經不一樣了，黑夜還是那個黑夜，只不過技術改變了你對黑夜的認識。

廖偉棠攝影作品

鳳凰文化：我發(fā)現(xiàn)您好像最近兩年的詩歌風格好像變化有點大，至少從我的感覺是這樣的。您以前那種詩歌的氣質其實是很吸引我的，我在那兒好像能看到一個舊歐洲游吟詩人的形象，而且讀詩的時候能夠在腦子里想象一個特別浪漫的青年的形象。但是這些年，您的語言越來越自由，而且很多意象不論雅俗，很多生活化的東西都進入了，而且您的題材似乎也越來越接近日常生活的表達。

廖偉棠：對，尤其這一兩年是一個統(tǒng)合的過程。在這之前的十年，我試驗過很多不同的東西，比如說寫很現(xiàn)實主義的詩歌，白描的詩歌，寫很政治傾向甚至像是街頭煽動性的詩歌，或者那種完全超現(xiàn)實主義的自動寫作的我也試過。這兩年我慢慢統(tǒng)合起來，比如說我這兩年寫作一系列我稱之為偽政治詩，它是跟一個政治事件有關，但不注出來，你可能看不出來是寫什么的，我是想把政治內化到文學里面去，而不是讓文學成為政治的宣傳。包括對現(xiàn)實的內化也是，我不去俯就現(xiàn)實，現(xiàn)在很多寫現(xiàn)實的詩人是俯就現(xiàn)實的，比如說某些打工詩人，他們被現(xiàn)實綁住，我覺得詩人跟現(xiàn)實的關系應該是若即若離的。

這兩年慢慢統(tǒng)合，包括對傳統(tǒng)的學習也是，當然跟自己的年紀也有關系，畢竟快40了，我覺得應該去做一些事情，以前是玩心很重，是時候把玩過的東西重新整理一遍了。

北島在2015年香港詩歌之夜期間拍攝鳳凰文化《春天讀詩》

北島是我們的開拓者庇護者 當代詩人遇到困境才成為中國詩人

鳳凰文化：您剛才說自己的詩歌啟蒙階段正好趕上了朦朧詩那個年代，您現(xiàn)在和北島的關系也很好，而且這幾年的香港詩歌之夜都是一起來做。但是從詩歌風格上來講，您跟他完全不一樣，甚至從詩歌史的角度，是兩代人。

廖偉棠：我們那一代都是所謂的“pass北島”、“pass朦朧派”成長起來的。

鳳凰文化：對，新一代崛起都有一個“弒父”、“弒兄”的階段。

廖偉棠：對。

鳳凰文化：但是沉淀了這么多年之后，現(xiàn)在至少在大陸的文學愛好者眼里，那一代詩人，特別是北島，它像一面旗幟一樣的，成了大家的一個符號或者說一個情結。我不知道您本人怎么看待北島和他們那一代人。

廖偉棠：我覺得他們那一代人，韓東有句話我特別認同，就是長兄為父。他們對于我們的意義真的就是一個開拓者，某種程度他們也成為我們的一個庇護者，或者說代替我們受難，他們先出來，矛頭很多讓他們擋了，我們是在后面享受成果的人。老實說，我對他們還是帶有一種感恩的心態(tài)。尤其像北島、多多、楊煉，他們某些做人方面的風格我也蠻欣賞的，他們的倔、某些程度又很寬容，跟后面更年輕的一代又不太一樣。

但是詩歌風格上，大家完全是分道揚鑣的，甚至包括多多、楊煉，詩風跟他們完全不一樣。還有就是我們這一代70后、80后詩人，直接閱讀外國、跟外國同步化要比第三代詩人和朦朧詩人更強，他們是后來出國之后才遇到這個機遇，但我們在讀書的時候就已經大量閱讀最新的詩。所以像韓東說的，他們是我們的兄長，但他們可以充當我們的父輩，可實際上他們并不是我們的父親，我們可能有同樣的父親，甚至我們對同一個父親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洛爾迦，他影響了戴望舒一代，影響了北島、顧城一代，甚至又影響我們這一代，但我們每個人接觸的洛爾迦是不一樣的。還有一點就是對當代社會的態(tài)度，他們那一代、包括第三代詩人，其實都是那種敵對關系是很緊張的，他們對日常生活、對資本主義、城市化、全球化，都是劍拔弩張的，當然我們也反對全球化、反對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不是完全把它拒之千里，我們更愿意去認識它或者愿意去摸它的底，像是深入敵陣一樣，這是很大的不同。我們對凡俗生活不是采取一種鄙視的態(tài)度或者藐視的態(tài)度，但是你看像多多、芒克他們，真的是很高傲地面對塵世。

鳳凰文化：您會在詩歌層面上怎么去評價他們？詩歌本身的價值和它的歷史價值，是可以分開來談。

廖偉棠：我有一點還是跟大家不一樣的。比如說北島，像《回答》這首詩、還有他寫遇羅克的詩，這是北島自己都嘗試否認掉的，他說帶有政治色彩。我恰恰認為這是他最好的詩，我覺得政治本身并不是非詩的，既然政治在那個時代那么大面積地進入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那它進入詩也是理所當然的，甚至像郭小川的詩都有他好的一面。再比如郭沫若的詩，壓根就不是政治詩，他直面的不是政治而是政治里面的一些關系、一些阿諛奉承的東西，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是好的政治詩，因為他就是直面政治。像北島還有顧城早期的一些詩，很坦率地讓政治進入自己的詩歌，我覺得這是他們詩歌的好處，所以我更喜歡他那些詩。

鳳凰文化：那對于他后來的，可能在詩的層面上更純粹、探索更遠的那些詩，您覺得不如從前？

廖偉棠：北島還有一首詩我特別喜歡，就是90年代初的時候，他剛剛出國去，他的詩集叫《在天涯》、《零度的風景》。那批詩我為什么特別喜歡，是當時他的個人狀態(tài)很不好，他流亡、漂泊不定，甚至很貧困，在他的詩里你能感覺到，那時候北島真正成為了一個中國傳統(tǒng)詩人。中國詩歌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傳詩歌，像杜甫他是把自己一生寫到詩里面去，而中國當代詩人，當他遇到困境時，他就會成為杜甫那樣的人，他會更意識到個人的命運，而不是國家的命運、時代的命運。所以我也特別喜歡他那一段時期的詩，包括多多我也喜歡他在倫敦、阿姆斯特丹漂泊不定的時候的詩，反而他回國以后的詩，我覺得沒有太大的突破。

廖偉棠詩集《衣錦夜行》

廖偉棠最新詩集《春盞》

詩歌從來沒有大眾過 大眾擁抱詩歌不會有什么好處

鳳凰文化：其實像北島他們這一代人，之所以非常獨特的存在于中國詩歌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恰好他在那樣一個時期、特定的環(huán)境之下，他跟大眾做到了緊密結合。

廖偉棠：主要是那個時候詩歌沒有碰到對手。

鳳凰文化：對。

廖偉棠：那時候沒有娛樂、沒有選秀，甚至沒有網(wǎng)絡，所以詩歌意外地成為了導向。

鳳凰文化：其實在此之前因為各種各樣的因素也有過詩歌和大眾的緊密結合期，當然它們各自的形態(tài)和原因不一樣。隨便挑一個，比如50年代的時候也有過緊密的結合，當然那個是政治的因素，同時那種詩歌風格更民俗化一些的，但是無論如何它是詩歌和大眾的一個親密狀態(tài)。像您剛剛所說的，詩歌現(xiàn)在有這么多的對手，那在這個時代，大眾還需不需要詩歌，或者說詩人還需不需要大眾？

廖偉棠：我的看法是比較自由的，我當然也絕不藐視大眾，但我不看重大眾，我絕對不會俯就大眾，或者說為了獲取大眾而改變我自己的詩歌，因為在我心目中詩歌應該是最前衛(wèi)的，大眾可以跟隨而來，或者說大眾可以來跟我打架、跟我爭吵，但是不要讓我去俯就你的趣味，也不要讓我俯就我自己曾經的趣味。比如說我以前有些愛情詩挺受歡迎的，經常有讀者給我留言說你為什么不寫那些東西，我說那沒辦法，我現(xiàn)在就寫我現(xiàn)在的東西，我也不否定過去的我，那已經過去了，那是過去的我。

我覺得現(xiàn)在詩人真的要破除幻象了，任何走紅的詩人都要清醒一些，不要以為能夠恢復到盛唐，其實那都是幻象，只有你意識到這些都是幻象你才能寫好詩，你不要再妄想你成為一個明星，成為明星絕對不是好事兒，成為明星意味著你被誤讀的機會也多了。像余秀華她成為明星，她很痛苦的，我跟她交流過，她唯一的好處就是書賣得好一點、改善生活了而已，另外有一些機會到處去旅行，但是她的詩真的有幾個人真正讀進去，她那些不流行的詩、那些晦澀的詩、灰暗的詩，往往得不到認可。所以不要奢望這種認同，要意識到詩歌已經成為小眾藝術了，它只是偶爾會被大眾接受，從容面對吧。

鳳凰文化：您是說它已經成為小眾藝術了？

廖偉棠：其實它從來沒大眾過，你說唐朝它成為大眾，不是因為詩歌，是因為詩歌已經成為官員、讀書人的必要修養(yǎng)，它本身成為一種社交工具，這樣才大眾化了。所以現(xiàn)在大眾擁抱詩歌不會有什么好處，對詩人來說一定要格外清醒，不要被忽悠了。

編輯：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