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甄仕優(yōu)  

 陜西新華出版?zhèn)髅郊瘓F三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黨項與西夏碑刻題記》，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杜建錄、鄧文韜教授主編，共收錄百余方碑刻題記。與整理者2015年出版的《黨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比較，此次推出的新書一是增補了2015年以后新出土、新發(fā)現(xiàn)或新公布的碑石，如野利氏夫人墓志銘、右威衛(wèi)大將軍拓拔馱布墓志銘、靈武回民巷西夏文摩崖石刻，以及菏澤出土的西夏皇族后裔塔出、必宰牙父子墓碑等；二是增補了宋金時期陜西路境內(nèi)等地黨項人各類活動所留下的碑石，如德靖寨小胡族首領(lǐng)胡繼諤家族人物的神道碑、墓碣銘，陜西志丹縣城臺石窟、何家坬石窟中留下的黨項人題記等；為黨項及西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一、在前人整理研究基礎上力求創(chuàng)新

黨項西夏碑刻題記的整理與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0多年前的清朝中期。1804年（清嘉慶九年），因病返鄉(xiāng)休養(yǎng)的學者張澍在武威清應寺一座被封閉的碑亭中，發(fā)現(xiàn)了著名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該碑夏漢文合璧，張澍根據(jù)漢文碑文中的西夏“天祐民安”年號，判定另一面不認識的文字為西夏字。他把這一發(fā)現(xiàn)記在《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后》，1837年該文在《養(yǎng)素堂文集》卷十九刊出，這應當是對西夏碑刻的最早研究。

此后英國學者維利亞（A.wylie）、法國學者德維利亞（G.Deveria）、日本學者村田治郎，以及國內(nèi)方國瑜、羅福頤、常書鴻、王靜如、史金波、白濱等學者，先后對昆明、敦煌、保定、銀川等地發(fā)現(xiàn)的漢文及西夏文碑刻題記進行了整理研究。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藏西夏文獻（碑刻題記卷）》的問世，以及一批新碑刻、新題記的出土與發(fā)現(xiàn)，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了對黨項與西夏碑刻題記的研究工作中，產(chǎn)生了一大批具有較高學術(shù)價值的成果。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新見碑刻題記的公布與研究；另一類是關(guān)于舊有材料的再闡釋。

本書正是在前人對黨項西夏碑刻文獻研究基礎上，最新梳理的整理研究成果。所收錄的黨項與西夏碑刻題記，包括早期黨項碑刻題記、西夏碑刻題記、宋金境內(nèi)黨項人碑刻題記與元明西夏遺民及其后裔碑刻題記四部分，具體說來包括神道碑、墓志銘、墓碑、功德碑、敕令碑、劃界碑、道行碑、塔銘碑、經(jīng)幢等各類碑刻，以及鐫刻于石崖、石窟、石塔、石壁、石牌坊等石質(zhì)材料上的文字與圖像等。

在整理方法上，整理者力求吸收以往整理研究成果，推陳出新。

從文獻載體形式來說，主要收錄目前所能見到的碑石或拓片，校以歷代金石著作所收之錄文；原碑或拓片不存，僅在傳世文獻中留存錄文或記錄者，不在收錄范圍之列。

整理的內(nèi)容體例上，每方碑刻或每篇題記原則上按擬題、敘錄、圖版、錄文、疏證、�？庇枰哉�理。擬題是對整理對象的定名，主要由時代與碑石名稱組成；凡屬摩崖石刻或題記，則在擬題中寫明其所處的位置。敘錄是對整理對象的簡要介紹，包括刻制年代，出土時間地點，收藏情況，所處位置，大小規(guī)格，形制狀態(tài)，行數(shù)字數(shù)，主要內(nèi)容，撰寫書丹與鐫刻人等。碑刻圖版主要有拓片與照片兩種，并拆分多闕，以便讀者校對使用；若無法獲取拓片，則只收照片。摩崖石刻如清晰則盡可能展示原貌，不清楚則以拓片取代。凡原碑已佚、拓片猶存者，僅展示拓片。疏證是主要考釋碑文中的人物、職官、地理、名物等，凡引用史籍原典，則以括注標示。文末提示相關(guān)研究成果。校勘工作主要針對古今錄文或引文，在腳注中予以說明。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該書的錄文忠實于碑文原貌，以繁體豎排版展示，俗體字、異體字、碑別字等完全按碑文原貌抄錄，意在讓讀者看到“原生態(tài)”的石刻文獻文字。

二、為研究了解黨項與西夏歷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蒙古滅夏時，將西夏都城興慶府的文物典籍付之一炬，加之元修宋、遼、金三史，沒有給西夏修一部紀傳體專史。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資料，特別是有文字記錄的碑刻題記就顯得特別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史籍的不足。

例如，唐五代宋初黨項夏州拓跋政權(quán)墓志銘，是早期黨項與夏州拓跋政權(quán)的真實記錄，解決了黨項夏國歷史上許多疑難問題。如關(guān)于西夏王族拓跋部的族屬問題，自唐代以來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元和姓纂》《遼史》《金史》認為出自鮮卑；《隋書》《舊唐書》《宋史》則認為出自羌族。持鮮卑說的依據(jù)是唐林寶《元和姓纂》，該書記錄西夏王室先祖拓跋守寂是鮮卑族。持羌族說的則認為鮮卑拓跋部在歷史上較為著名，因而將黨項拓跋氏誤認為是鮮卑拓跋部之后。但這僅僅是懷疑和推測，并沒有確鑿的證據(jù)。立石于開元二十五年（737）的拓跋守寂墓志銘，明確記載拓跋守寂“出自三苗，蓋姜姓之別，以字為氏，因地紀號，世雄西平，遂為郡人也”。顯然，元和年間（806～820）成書的《元和姓纂》把拓跋守寂定為鮮卑之后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給后世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以致后來的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銘，均認為黨項拓跋氏出自鮮卑。

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銘，多載志主葬于夏州朔方縣儀鳳鄉(xiāng)奉政里，如后周廣順二年（952），李彝謹“歸葬于夏府朔方縣儀鳳鄉(xiāng)鳳正里烏水原”；后漢乾祐三年（950），李彝謹妻里氏“葬于夏州朔方縣儀鳳鄉(xiāng)奉政里烏水之原”；后晉天福七年（942），李仁福妻瀆氏“祔葬于烏水河之北隅，端正樹之東側(cè)”；宋太平興國四年（979），李繼筠葬于“端正北原之上，祔于先塋”。奉政里又作“鳳正里”，這里有一條烏水，塋地所在的烏水原臺地，當為今天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烏審旗無定河鎮(zhèn)（原納林河鄉(xiāng)）附近的十里梁上，烏水即今天的納林河，因為上述墓志就在這里出土，這為研究西夏時期的夏州地理，增添了新的網(wǎng)點和坐標。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是目前最為完整的西夏碑刻之一，是碑記述了西夏太后與皇帝應瑞詔命重修涼州護國寺塔，塔成后刻碑記其功。碑文在記載這件事的過程中，留下了十分重要的歷史資料，如夏崇宗干順賜予護國寺“錢千緡，谷千斛，官作四戶”。西夏文“官作”二字非常重要，第一字爲“農(nóng)、耕”意，為依附于官府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或農(nóng)奴，這一重要資料，使我們對西夏社會經(jīng)濟關(guān)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碑銘中記載的“大夏”“大白高國”，是研究西夏國名的重要資料；關(guān)于涼州地震的記載，是重要的地震史料；夏漢兩種文字對照，則是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前述西夏文字消亡數(shù)百年后，通過涼州“西夏碑”才重新認識的。

黑水河建橋敕碑是另一方保存較為完整的西夏文碑刻。在傳世西夏文獻中，西夏國主因戰(zhàn)爭之外的原因而離開興慶府的記載，僅有李元昊登基后赴西涼祭祀神明一例；而這方碑刻表明，至少夏仁宗在位時期曾不止一次地巡行到黑水河畔，可彌補傳世史料的不足。同時，碑文以漢文和藏文描寫，揭示了西夏時期甘州當?shù)氐拿褡尻P(guān)系，表明西夏官方試圖籠絡定居于河西走廊的吐蕃民眾。

閩寧村出土的漢文西夏殘碑中，多運用漢籍中的典故修辭碑文，如殘碑以“熊貔”指代戰(zhàn)士，又如“松桂足”，系借唐人袁氏少年所作《賦南岳廟》詩之“峰巒多秀色，松桂足清聲”之典故，再如“虬心”的說法，則很有可能來自孟郊所作《哀峽十首》中“讒人峽虬心，渴罪呀然潯”的詩句。西夏在碑文中運用傳統(tǒng)詩詞典故修辭，反映出黨項人在唐初內(nèi)遷定居后，經(jīng)過幾百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漸接受和喜愛中華傳統(tǒng)文化。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題記記錄了王子、貴族、官吏、高僧及僧俗平民的姓名、官職和在莫高窟、榆林窟的宗教活動，提供了西夏國名、紀年、官制、封號以及語言文字方面的資料，如題記中所見比較完整的西夏人名有60多個，其中可定為黨項姓氏的有息玉、嵬名、雜謀、麻尼則、嵬立、酩布、骨匹、那征、味奴、訛三、千玉等數(shù)十個。

位于寧夏固原西北55公里寺口子河北岸的須彌山石窟，在宋夏對峙中通常被認為處在北宋鎮(zhèn)戎軍境內(nèi)。然而，須彌山石窟第一窟佛像身上的拱化三年題記則清楚地表明，至少在夏毅宗諒祚統(tǒng)治時期，西夏曾占據(jù)過須彌山周邊地區(qū)。

這些碑刻題記還清楚地表明，西夏亡國后，其統(tǒng)轄的番漢民眾并未隨之而滅絕，他們或留居故地，或從軍徙戍，或游學求知，或做官出仕，行蹤遍及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出土于酒泉市的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記載了原西夏境內(nèi)的沙陀小李家族，自西夏滅亡到元末130多年間完整的譜系和仕宦情況，可與傳世文獻記載的第六次蒙夏戰(zhàn)爭中成吉思汗攻取肅州的史實映證。碑文的陰面由回鶻文撰寫，反映直至元末仍有相當數(shù)量的回鶻人居住在河西，并仍使用本民族的文字，也反映在蒙元時期的河西地區(qū)，黨項人與回鶻人的密切關(guān)系，二者之間彼此影響，互相融合。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詳細記載了世居寧夏路賀蘭山的西夏人唐兀臺隨從蒙元王朝南下參加統(tǒng)一戰(zhàn)爭，后定居開州濮陽縣東楊什八郎村，繁衍子孫，與當?shù)仄渌�民族交往融合的全過程。河西老索神道碑記述河西人老索四代從軍與仕宦的經(jīng)歷，涉及蒙金野狐嶺之戰(zhàn)、南京之戰(zhàn)和西征時鐵門關(guān)之戰(zhàn)等重要戰(zhàn)事。

杭州飛來峰與呼猿洞壁上的楊璉真迦父子造像記，昭示了他們不遠千里地將藏傳佛教藝術(shù)從西夏故地傳播到江南�！对�敏公講主請經(jīng)功德碑》記述的是涼州某寺院僧人敏公講主奉國師法旨前往江南，求取大藏經(jīng)的事跡，呈現(xiàn)了元初杭州路所刻印之大藏經(jīng)是如何流傳到甘肅涼州等地的�！蹲诿軋A融大師塔銘》揭示了西夏晚期及蒙元時期河西地區(qū)的華嚴宗信仰。

此外，唐兀人余闕、納加臺、教化、楊文書訥、觀音奴、必申達兒、張翔、王翰、祖師保等人在各地的題文、題詩，使我們至今仍能領(lǐng)略元代西夏遺民良好的文學修養(yǎng)，精妙的書法造詣以及虔誠的儒學信念。

保定明代西夏文石經(jīng)幢刻于弘治年間（1488～1505），幢后記立幢人近百名，其中有平尚、移訛、命屈、昔畢、依羅、嵬名等黨項族姓，說明直到明代，黨項人仍然存在，西夏文也尚在一定范圍內(nèi)使用。

編輯：金苗           責編：高思佳           終審：吳漢興